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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承明制,视漕运为“天庾正供”,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和山东八省征漕粮,经运河北输。总额为四百万石,算上加耗,征粮实际接近六百万石。还不止粮,漕赋也包括银子。对粮户来说,正赋一石额,就意味着两石乃至更多的负担。【1】
收漕赋如收田赋,自然免不了杂项加派,成了陋规。李肆前世历史里,满清在漕赋上有过三次大的加赋,都是将杂派转为正赋,然后再生杂派,继续转正赋这个老套路。
早在五年前,英华图谋江南时,就有无数人献策说,以水师断漕运,江南不战而下,满清也要失命脉而亡。
这些意见都被李肆和朝堂以冷处理的方式压下了,这几年来,南北交锋,面上都没动过漕运,在一般人看来委实奇怪,甚至有人评判李肆目中无漕,见识还不如三岁小儿。
面上没动,面下却是一篇既大又深的文章。李肆眼中怎么可能无漕?他不止眼中有漕,心中更有漕,还埋得特别深。在他前世历史里,鸦片战争时,道光为何那么俐落地就低头认输?就因为英军攻占镇江,封锁了漕运。
但李肆更清楚漕运变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,英华不是不列颠,只求通商卖鸦片,求的是再造华夏,而如何处置漕运,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,需要全盘考虑。
在李肆看来,漕运的变迁,是农业社会“官办经济”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。
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,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,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。
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,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,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,成本低则二十两,高则四十两。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,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,仅只是山东临清关,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,直接征银买粮,耗费远远低于漕运。
不管满清政斧如何看待漕运,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,是以政斧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,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。
满清政斧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,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。粮食就是战略物资,所谓手里有粮,心头不慌。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,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,用来赈灾,用来供应战事所需。李肆前世历史里,满清以“截漕”的方式,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,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,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。
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,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。这些人没有田地,以船运、纤夫、河工、码头装卸为业。他们不稳,天下难安。李肆前世,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,这些人口上岸,就脱离了满清政斧的掌控,扩散于城镇,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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