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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清承明制，视漕运为“天庾正供”，在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河南和山东八省征漕粮，经运河北输。总额为四百万石，算上加耗，征粮实际接近六百万石。还不止粮，漕赋也包括银子。对粮户来说，正赋一石额，就意味着两石乃至更多的负担。【1】

　　收漕赋如收田赋，自然免不了杂项加派，成了陋规。李肆前世历史里，满清在漕赋上有过三次大的加赋，都是将杂派转为正赋，然后再生杂派，继续转正赋这个老套路。

　　早在五年前，英华图谋江南时，就有无数人献策说，以水师断漕运，江南不战而下，满清也要失命脉而亡。

　　这些意见都被李肆和朝堂以冷处理的方式压下了，这几年来，南北交锋，面上都没动过漕运，在一般人看来委实奇怪，甚至有人评判李肆目中无漕，见识还不如三岁小儿。

　　面上没动，面下却是一篇既大又深的文章。李肆眼中怎么可能无漕？他不止眼中有漕，心中更有漕，还埋得特别深。在他前世历史里，鸦片战争时，道光为何那么俐落地就低头认输？就因为英军攻占镇江，封锁了漕运。

　　但李肆更清楚漕运变迁对中国历史的影响，英华不是不列颠，只求通商卖鸦片，求的是再造华夏，而如何处置漕运，是难度系数非常高的动作，需要全盘考虑。

　　在李肆看来，漕运的变迁，是农业社会“官办经济”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相抗相融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跟一般人所理解的有所偏差，漕运并非是单纯的赋税，用途也不是只供应京城粮米。

　　满清官员对漕运成本有过模糊的研究，算上官民两面和所有人力物耗，从江南运一石米到京城，成本低则二十两，高则四十两。如果只为满足京城粮食所需，清时民间粮市已成规模，仅只是山东临清关，每年交易粮食就高达两千多万石，直接征银买粮，耗费远远低于漕运。

　　不管满清政斧如何看待漕运，漕运实际起到的作用，是以政斧把控的超大规模粮食流动，拉起了一条单纯而脆弱的经济链。

　　满清政斧居于这条经济链的上端，获得了数百万石可集中支配的粮食。粮食就是战略物资，所谓手里有粮，心头不慌。这些粮食用来供应京城旗人和官僚，用来跟常平仓配合平抑粮价，用来赈灾，用来供应战事所需。李肆前世历史里，满清以“截漕”的方式，灵活运用这项战略物资，国祚能绵延至二十世纪，也有漕运的一份功劳。

　　漕运经济链的中间环节，则牵着数百万人口的生计。这些人没有田地，以船运、纤夫、河工、码头装卸为业。他们不稳，天下难安。李肆前世，满清漕运自河改海之后，这些人口上岸，就脱离了满清政斧的掌控，扩散于城镇，成了黑帮会党的土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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