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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之外则是资本,照满清官员的算法,每年大运河沿线的“gdp”高达八千万到两亿两白银,造就了一个大运河经济带。在漕运变迁,改河为海后,大运河经济带就衰落下来,宁波、上海、天津这一条海上漕运线却兴盛起来。
还因为海上漕运线的存在,清末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民族资本的中坚,还能依赖这一项“政斧订单”降低营运成本,跟外国船运业竞争,留下诸多历史佳话。而当满清灭亡,南北分裂,同时技术变革,铁路兴起,这一条脆弱的经济链就此瓦解。
漕运这条经济链不仅脆弱,还在于上端是愚昧守旧的统治阶级,下端是苦不堪言的草民,通过强行征税的方式连在一起,只能靠政权暴力维系。时势、自然、技术一变,不管怎么变手段,怎么变途径,就如大运河很快荒废一样,漕运经济也悄然消散。
漕运经济的变迁,在李肆前世历史里走过了好几百年,而在这个位面,英华正朝着近代国家急速挺进,工商势力如初生牛犊,满亚洲倾泻。蒸汽机的轰鸣声已在海面试探着响起,铁路还不敢想,可海运碾压掉漕运经济的趋势已经明显可见。
这个趋势也是李肆乐见其成的,可就像他不能坐视1855年黄河改道,山东段运河淤废,漕运才由河改海一样,他也不能坐视这条经济链的中间环节自行崩解。
英华要动漕运,就得为那数百万人口的生存找到出路,运河沿线,至少是江南沿线因漕运在而盛,不能让其因漕运废而废。当英华以新的经济网取代之前单一而脆弱的漕运经济链后,必须将之前依附于漕运经济的人口和资本也吸纳到新的经济网里。如果让这么多人口、资本游离于英华体制外,这就是英华得江南的失败。
这项工程太复杂,涉及面太广,因此自五年前开始,李肆和薛雪、陈万策、宋既等人就已定下基本方针,暂时不能大动漕运,多观察,多研究,分期分步骤地解决。
定下这项方针,英华北进的步骤,得江南的策略,乃至逼和满清的手段,一般人就很难看明白了。他们也难以理解,满清在江南把漕赋由粮改银的过程,实际也有英华的推动。
一般人,包括江南、湖北、江西等省的粮户们就明白一件事,他们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,反因改粮为银而加重了。虽然新朝又大幅降低了田亩税赋,但这帐总是算不清楚,还因吃皇粮的官员猛然压到了乡间而惶恐不安。
宋既道:“由江南现状能见,漕赋之策的分寸有偏差,臣以为,原本一些待议的举措,应该先行。”
施政最难在哪里?就在分寸……
李肆也微微叹气,这可是精细活,他忽然很想念他的小帐婆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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