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官穿着大红袍,至于展书官以下的侍官则是身着青绿色锦绣服,给事中、御史和侍仪官共六人分别列于讲案的东西两侧,负责监督经筵讲官的礼节和体统。若有不合时宜者,就会遭到上书弹劾。
毕竟这是给皇帝和太子讲文学、礼法和经史时。任何人不能在礼数上有任何错漏,否则就有大不敬之嫌。这一次经筵。弘治皇帝担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刚愈,干脆没有让太子出席,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经筵上提建文旧事的打算,在事情没有公论之前,让太子接受新观点有些不合时宜。
除了弘治皇帝外,皇家再无人出席,外戚中却有张鹤龄、张延龄两兄弟,一个是寿宁侯、一个是建昌伯,不过比他们地位更加尊崇的还有英国公张懋,至于其他勋贵,并不在此次经筵邀请之列。
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,无论文武,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,而且要虚心受教,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,凡皇帝有疑问,就连武将也不能以“不知”来回答,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。
这就好似一次考试,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,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,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,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,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,轻则训斥,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。
沈溪作为旁听者,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,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,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,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,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,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。
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,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“建文年号”之事,而这件事的“起因”,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《大明会典》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,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。
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,沈溪揣度,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、谢迁、王鏊等寥寥数人,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,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。
经筵正式开始,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,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。
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《大学》,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,这次讲的却是《新唐书》,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。
对别人来说,不会有太多意外,本来经史就那么多,既然说到《新唐书》,讲唐太宗,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。
沈溪却知道,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。
谢迁之后,是焦芳出来讲《中庸》,不得不说,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中,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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