博与专二途。自来儒家好谈通贯博雅,而现代治学则偏重专门。治学中博与专之矛盾,在当下尤显突出。观梁氏之成功,则十年磨一剑,诚为治学之不二法门也。犹记十数年前,北大钱理群先生来校讲座,谈及治学须“沉潜十载”,方可有成,正与梁先生事迹相合。泛览博观,虽能开拓眼界,然每每不能深入,不能深入则无所谓学问也。因此之故,找准自己的兴趣点,打造成自己的“自留地”,深耕细耨,假以时日,必成正果。然后方可易地而耕,开疆辟土。否则,广博有余,而深刻不足,学术恐将一事无成。以此自娱自乐尚可,以此态度治学则属下策。而不佞兴趣广泛,近来读书尤喜博览,泛览群籍,古今中西,文史哲思,且每每以此为荣,沾沾自喜,然以此观之,不佞必须“脱胎换骨,重新做人”,改掉“恶”习,“从善如流”。而这需要以理性控制感性,使兴趣浓缩于一隅,由博返约,待有所成就后,方能由约返博,卓然自立。
梁先生之令人钦佩者,在于其甘坐冷板凳之学术精神。当今社会,对学者之各种诱惑甚多,于是一股浮躁的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在学界弥漫开来,令人唏嘘不已。然而,但凡在学问上真能有所创新、突破,做出贡献者,莫不是能坐住冷板凳、顶住名利场,不趋新,不跟风者。孔子曰:“人而无恒,不可以作巫医。”然而近年来地不爱宝,各种珍贵文献不断出土问世,不少学者善于跟风:郭店简问世,研究郭店简;上博简出版,研究上博简;待上博三、四出版,上博一、二已成明日黄花;人们争先恐后去研究上博三、四,却翘首以待上博五、六、七之发表。如此治学,多半浅尝辄止,鲜能有真正之创获。如梁涛先生十年间专心于郭店简与思孟学派问题,心无旁骛,持之以恒,“从一而终”、不喜新厌旧者,可谓难能矣。然其成功之秘诀亦正在于此。
第二,此书所揭示之种种新见,确乎能言之成理,发前人所未发,即使为前人已发之覆,亦待此书之论证而后精深可信。试举例言之。孔子之后,儒学分化,然为何出现如此分化,历来说法不一,虽有不少解说,然而问题依然存在。梁先生从孔子自身思想之内在张力出发,进行分析探讨,指出孔子思想中“仁”、“礼”关系乃是儒家之基本问题,对此问题之不同理解便造成了孔门后学的分化,而思孟学派之出现则正是此一分化或深化的结果。可谓精确不移之论。认识到孔子思想的复杂性、多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,是理解战国儒学分化的前提。通过出土文献,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传世文献。综合地上、地下两种文献,我们可以看出,儒学内部的分化并非单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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